曾獲諾貝爾經濟學?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曼撰文指出，土耳其貨幣里拉崩跌危機，與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情況非常類似，歷史似乎要重演了。
克魯曼解釋，危機情節均始於一個外資銀行偏愛的國度，多年來享受外國資本大量流入，不過這些都是外幣債務，而非本國貨幣，而突然之間，輕鬆借貸的派對突然喊停。
外債使這個國家的經濟極易陷入死亡螺旋：信心流失導致貨幣貶值；償付外幣債務更形困難；實體經濟因此受創致信心進一步下滑，該國貨幣重挫；此後進入惡性循環。
外債占國內生產毛額（GDP）的比率因此暴增。1990年代金融危機前，印尼的外債占GDP比率不足60%，大致等於土耳其今年初的比率。但到1998年，因為印尼盾重貶，該債務比幾達GDP的170%。若無超音波塑膠有效政策因應，貨幣將重貶，以國內貨幣計價的債務會像吹氣球一樣膨脹，直至能破產的人都破產了為止。
克魯曼表示，破壞這個惡性循環的方法很刁鑽，必須有短期的非正統政策，再結合長期會回歸正統作法的有力保證。
首先要以綜合臨時性資本管制措施阻止債務比爆炸，控制住恐慌性的資本外逃，還可能要拒絕履行部分外幣債務。在此同時，一旦危機過去，落實永續性的財政管理。如果一切順利，信心將逐漸回籠，資本管制最終將可取消。
成功的例子包括：1998年時的馬來西亞；南韓約在同時超音波金屬期歷險，他們施壓銀行維持短期放貸；十年後，冰島靠實施資本管制和拒償債務走出困境。
克魯曼最後提及阿根廷的例子，說他們在2002年及其後幾年推行非正統政策，拒付三分之二的債務，表現不俗，但費南德茲政權不懂得適時叫停，回歸正統政策，阿國後來重陷危機。
他說，阿國的例子凸顯處理這種危機有多難──必須要有能因時制宜、負責有能力、誠實而且沒有大規模貪汙的政府。不幸的是，這看起來不像是厄多安治下的土耳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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